按摩店位于昆明官渡区一小区底层商铺，约200平方米。客单价不高，一次45分钟左右的按摩价格约为70元，若是办了会员卡，单次能优惠至50元。
没客人时，刘猛就靠着店门或坐在柜台后，刷手机、听书。按摩店门口有几块松动的地砖，人走、车过都会发出“咯噔”声响。每次听到声音，他都会停下手中事，专注听一下，生怕错过要进店的顾客。
他所在的中国盲人足球队，不久前在残奥会上获得第五名的成绩，在小组赛中还逼平了素有“桑巴军团”美誉的巴西队。在社会化媒体上掀起一波热潮。
回国后，队员们各自回到驻地、省队、老家。刘猛和队友李海福一同回到云南，休息之后，备战10月下旬在福建福州举办的全国盲足锦标赛。一同备战的，还有参加过前几届残奥会的李孝强和魏建森。
对健全人来说，盲人足球仍是一个小众领域。已退役、待退役、现役的队员们，赛后的归宿也往往是盲人按摩店。
但在相处几日后，记者最明显的感受是，即便他们从赛场上看似落寞地回到熟悉的按摩店，但他们的心量也早已不局限于一间狭小的房间。他们的感悟，或许对每个健全人都有所启发：
“如果我不踢足球，或许我每天都在为小事计较，纠结别人抢走了我的客人，纠结谁多吃了两口肉。”——刘猛
“足球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敢不敢冲出去，第二是愿不愿意相信别人……一旦迈出脚步，看到的世界便会愈发广阔，心中的疑虑也会随之减少。”——李孝强
回到国内，刘猛和李海福在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和分别来自福建、山东等地的队员们一一告别，各自返程。走在机场，身穿白上衣、红裤子中国队队服的李海福颇为显眼。旅客上前攀谈，才发现两名运动员都是盲人，还是踢足球的。游客们大声称赞“好样的！”“为国争光！”
对于这些盲足运动员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赛季结束后会回到各自工作和经营的按摩店。
回到按摩店，陆续有客人认出帮自己按摩的刘猛就是前不久在巴黎残奥会上的中国盲足运动员。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刘猛还是霎时从一个倾听者变成了表达者，又把那段经历复述一遍。按摩店里摆放着他从各大赛事上赢回来的好几块金牌。聊得兴起，他把它们拿出来让大家感受份量。“这块是最重的。”“今年的包装可洋气，大牌奢侈品公司设计的。”“这块上面你摸摸，不过它是弧形，我也摸不出来上面写了什么……”他请客人用指尖触摸镌刻在一块奖牌中间的盲文。
9月26日下午，昆明雨季的尾巴，天气在阴与多云之间转换。刘猛和店员趁空把晾衣架挪到室外，除了晾晒毛巾衣物，刘猛把有压花纹理的中国国家队队服洗净，重新晾晒，为参与几天后的活动备好衣物。
结束当天营业，刘猛早早休息了。次日，他和李海福将进入新的备赛周期，出战10月底在福州举行的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此次，一同回到训练基地集结的，还有参加过2008年北京残奥会、2012年伦敦残奥会、今年42岁的李孝强和参加过2016年里约残奥会、今年33岁的魏建森等老队员。老队员们都各自放下了按摩店的工作。
9月27日上午9点，云南盲人足球队从宿舍出发，开车前往训练场。一行人10多人下车后，教练乐建昆走在前头，李海福左手提着水壶，右手搭着乐建昆的肩膀，他们有人说话，有人吹口哨，示意自己的位置，方便队员搭上前人肩膀，排成一列行进至小球场。
训练场位于昆明市盘龙区的一座小山丘上，这里由两块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组成，一块是标准足球场，隔着一条小径的五人制足球场是盲足球员的训练场。它被树草木遮蔽，要从大球场边的小石子路绕行百十步到达。这块训练场四周加上了一圈一米高的军绿色挡板，避免球员撞上铁丝网的同时，将球场隔成与盲人足球比赛专用场地——长约40米、宽约20米。球门立柱上包裹了一层能吸收动能的软垫。
健全人球友多在大场地上聚集。除非一个意外的高飞球越过铁丝网落进小球场，否则很难有人注意到这一方小场地。若是正巧撞上了盲人足球队员训练或比赛，他们会扒着铁丝网，让他们帮忙捡球，顺带着好奇盲人是怎么踢球的。
球员们戴上眼罩，开始绕圈跑步热身，嘴里“喂—喂—喂—”喊着口号。盲人踢足球不同于健全人踢球，是靠声音来辨识球员和球的位置。他们嘴中的“喂”来自西班牙语的“Voy”，意为“我来了”。正式比赛场上，除守门员是健全人以外，4名球员必须为B1级视力伤残程度，即完全失明且无光感，即便如此，他们还需要戴上专用眼罩。他们用的足球是特制的，大小、弹性都要比标准足球稍小一些，球内有6个盒子，盒子中铃铛、钢珠，随着碰撞和滚动发出声响。需要射门的时候，引导员提示球门位置。正式比赛分为上下半场，每半场净时1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
在完成盘带、传球等球感练习后，盲人足球队员的训练项目是攻防战术演练。魏建森中场起球，身体前倾着将球控制在两脚之间，迅速跑动，试图突破。面对刘猛和李海福人墙式的紧密盯防，魏建森单刀直插底线又突然变向，将球拉回。可再次过人时，魏建森脚下的球撞上李海福的小腿，球路改变。李海福侧耳辨位，身体微微后仰，探脚抢断，将球带回中场。瞬时攻守转换。李海福转身加速抵近禁区，左脚向防守的魏建森右侧身后拨球，拧转右膝盖变向，人从魏建森左侧蹿入。“人球分过”创造了射门机会。乐建昆用哨子敲击球门立柱，伴着“当当”声响，李海福向后撩起右脚，以脚背奋力抽射，球直奔球门死角。
即使喘着粗气，再次集结的“老战友”也有聊不完的话题。有人说自己是坐飞机到的昆明，全程一个人，未向任何人求助；有人把自己的按摩店交给伙伴打理，誓要踢好退役前的比赛；也有人嚷着，训练结束后来场“斗地主”。
刘猛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坐在围挡边吹口哨，这次的曲目是《一生所爱》。梅旭普摄
李海福从巴黎回滇，续上新的备赛周期。和别的队员比，他很安静，抿着水，听着大伙聊天。
李海福今年26岁，出生于云南石林山村，先天性失明。他在六七岁时，村里同龄孩子爱玩，李海福尝试融入，可大家一跑起来，李海福的脚步总是跟不上他们，只能听见嬉闹声逐渐远去。他摸索着记忆中村道上的树、墙根来定位，挪步回家。等到长大一些，有孩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叫他“瞎子”，别的家长明里暗里说他“废了”，告诫自家小孩不要跟他玩。李海福渐渐习惯把头压低，避免正面对抗，“只能躲在家里，感觉少了点什么”。
10岁时，家人将他送到约80公里外的昆明市盲哑学校。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村子。在盲哑学校，有一门基础课程叫“定向行走”，意在让盲人学会运用各种感官确定自己和其他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以便让盲人在未来的社会生存中安全、独立行动。李海福很快掌握了如何沿着熟悉的路线，在教室、宿舍、食堂之间穿梭。
不少盲人都有相似经历，少时发现了自己是人群中的异类，接着被送进盲校，毕业后进入社会。可他们也在寻找，内心感觉少了的究竟是什么？
李海福回忆，从昆明火车站出来，他便感受到了两地的不同，村里鸡犬鸣叫，而昆明的路边满是叫卖声，汽车从耳边呼啸而过；村里有清风拂过山岗，而在昆明，要站路口才会感觉有风吹过，家人告诉他这里有很多高楼大厦，它们会挡住风。令李海福有些反感的是，大城市的街道弥漫着尾气味。
他把好奇心也带进了学校。他经常听到下课后的操场上会聚起一群孩子，他们边跑边吼好像在追着地上的一袋东西，那袋东西和地面摩擦发出“沙沙”声响，在大家的脚尖打着来回。
那次，他鼓足勇气，循声朝那群孩子靠过去。和他们也没什么交流，只是学着他们跑起来，喊出声，让别人明白他的位置。很快，那个袋子到了李海福的脚下。原来，袋子里装的是一颗足球，孩子们把垃圾袋套在球上，再用透明胶布粘起来，发出滋啦啦的声响。“就是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们。你踢过来，我踢过去。如果站在最远的那个人没有接到球，那么就算球进了。”
这是李海福第一次踢足球。他感受到的快乐源于奔跑，也来自球场上的无数个方向和点位，这与“定向行走”是不同的。“足球让我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翱翔。”李海福说。
刘猛长李海福3岁，出生于1995年。他7岁时就到了昆明盲哑学校，作为学长，又是石林人，自然对李海福多照顾一些。他们会在宿舍里唱歌，刘猛弹吉他，李海福跟着和两句，也会一起踢球。刘猛记得，最开始大家踢的不是窸窣作响的足球，而是把石子扔进矿泉水瓶子里踢。后来，盲哑学校特教教师乐建昆看到这一幕，“既然你们闲不住，你们爱踢，那我就带你们出去走走。”
乐建昆也关注到了李海福，他像找刘猛一样去找了李海福。他向李海福介绍，盲人足球起源于欧洲，于2004年首次成为残奥会项目。我国盲人足球项目始于2005年前后。当地盲足队伍是中国成立较早的队伍之一，踢足球也是给盲人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李海福还记得，第一天训练的时候，乐建昆没有让他训练任何基础动作，而是安排了“抢圈”：老队员带球，李海福抢球。乐建昆还制定了一条特殊规则，李海福可以用“拉人”等犯规动作来夺球。多年以后，李海福回忆这堂入门课的意义：除了敢于跑起来，还要去参与赛场上最常见的身体对抗。
事实上，许多盲足球员在训练初期时都一定会出现“盲态”：为保护自己，球员的躯干呈现出后仰姿态，显得畏畏缩缩。改掉“盲态”需要盲人克服最原始的恐惧。
球队成立之初，乐建昆不知道怎么样教这群看不见的孩子踢球。球员们和乐建昆不只是球员与教练的关系，还是盲人与健全人的关系，沟通隔着屏障。后来，他想到蒙上自己的眼睛先去跑，记下黑暗中奔跑时身体的运动轨迹，再让队员们摸着自己的腿，感受正确带球时肌肉的变化。
盲人无法通过眼睛去验证动作，他们和健全人感受、判断动作的方式截然不同。当球员听到球砸向挡板的声音特别响亮时，便认为球速很快。然而，乐建昆看到的是球撞击挡板的角度放大了声音。
健全球员认为的简单技术细节，对于盲人球员来说则有较高的失误风险。比如“人球分过”这一个动作。对以盘带式控球为主的盲人足球运动员来说，这一技术会让球暂时脱离球员的控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丧失球权的风险增大。因此，当教练为球队引入像“人球分过”这样的技术时，队员们难免心有怀疑，尤其在战术训练初期，频繁的失败动摇着队员们的心态。
为了让队员们理解，乐建昆尝试用秒表记录下每一次球路，也尝试让球员之间教学相长，但这些都只能治标，要治本只能靠球员不断地重复练习。李海福记得，不少听着简单的战术，都是按照年头来练的，数年来几乎天天练习才能换来一朝顿悟，把动作做对。
相对于一开始的胡乱踢，李海福和刘猛现在的技术已然纯熟。盲足队员们之中流行着一个消除疲惫的游戏是，站在点球位置，把球踢中门柱。刘猛把球定了位，然后击掌，他解释这个行为是能够听到门柱的回声来确定位置，而刘猛已将这个存在于武侠小说的听音辨位技术，练了10多年了。
李海福记得李孝强说过这么一句话：“一旦迈出脚步，看到的世界便会愈发广阔，心中的疑虑也会随之减少。”
2008年北京残奥会，李孝强作为国家队队长出征。距离北京两千多公里外的昆明，盲校的孩子们挤在十多个人的上下铺寝室。大伙省下饭钱，凑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听着比赛转播。“中国队对阵韩国队，比赛进行到第13分钟，中国队获得点球。5号李孝强，身穿绣有祥云的球衣，他右脚推射，球直奔死角——球进了！中国队1比0领先！”喜悦穿越千里，冲进了那间挤满了人的寝室。
回到云南当地的训练场，李孝强告诉球员们最真实的体验：赛场上的他时常忽略自己是盲人的事实。“在球场上我能‘看’得到所有队友的位置。我的心，看得到。”只要踏上草坪，虎哥的眼前就是一副棋盘。球场上球员的跑位如同棋子在棋盘上的移动，战术和位置之间有着规律性。“刘猛在带球，李海福要跟过去保护，再跟近一点。”身为队长，他不仅是棋局里的棋子，更是纵观棋局的棋手，冷静地在球场上调兵遣将。
虎哥梦想着可以有更多盲人可以通过足球，感受球场上的“复明”，得到更多忘却自己是盲人的时刻，以及收获踏出既定生活的勇气，拓宽生命的半径。这些小球员也相信，踢好足球就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20米乘40米的球场，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是个小场地，但对我而言不是。这个球场内外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李海福说。
2013年夏，李海福第一次参加国内比赛，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云南。赛事举办地福州有一种和华西南昆明不太一样的闷热，即使不运动，汗水也会流出来。
2014年底，李海福入选国家队。“舞台不一样了。我又突破一个台阶。”他很激动。他获得了去国外参加比赛的机会，第一次出国是到马来西亚。他缠着队里的健全人介绍当地风土人情：马来西亚的建筑形式以四、五层的房子为特色；由于气候类型不同，这里的行道树是棕榈，而云南有银桦和紫荆。最不同的是开车，马来西亚的车辆是靠左行驶的，与国内相反。
被拓宽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距离，更是心理上的距离。后来的大型比赛上，李海福遇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盲人足球运动员。他们场上切磋，场下交流。很多球员的生命不囿于盲人按摩店，他们有人不单单踢球，还参与田径、门球等，有人喜欢音乐，闲暇时弹奏吉他，有人音色独特，平时热衷配音，还有人是大公司里的程序员，是业余来踢球的……
去年底，李海福、刘猛和国家队的队员们来到福建福州，备战今年的巴黎残奥会。训练安排紧凑，第一天上午细化技术，下午是高强度身体对抗训练，第二天上午射门训练，下午做力量训练，第三天全天进行全场的配合、抢断和传接的训练……依此循环。
在高强度间歇训练中，他们常常需要完成20个400米的冲刺，有时李海福感觉自己的呼吸已经跟不上心跳。“衣服拧出水属于基本操作。”训练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一堂140分钟的训练课中，出汗量至少在4公斤，若是极高强度的训练，出汗量甚至能达到7公斤。
巴黎残奥会上，盲足队员们穿梭在对手之间，身影矫健，脚法娴熟。他们在小组赛中以2：0胜土耳其队，0：0逼平素有“桑巴军团”美誉的巴西队，0:1憾负东道主法国队。
赛程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刘猛单骑闯关，带球连过两名对手，在禁区前果断起脚，攻破了摩洛哥队的大门。
李海福听到周围观众席爆发出一阵喝彩，“肯定是刘猛进球了”。声浪让他没法分辨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下意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在健全人的足球赛场上，进球之后整支队伍立刻可以聚到一起，向球迷展现庆祝的动作。而盲人足球赛场上，则是要等引导员，把散布在场上的球员们聚到一起才能庆祝。数息之后，李海福感受到有人从身后挽住了他，继而和自己来了个拥抱。“我跟李海福拥抱了一下，”刘猛回忆道，“那个瞬间，一个拥抱就好。”
北京时间9月5日晚，在巴黎残奥会盲人足球5/6名排位赛上，中国以1：0力克摩洛哥，拿到残奥会盲人足球第5名。
中国盲足队和他们的比赛成绩登上各大平台热搜，国人看见了这个群体，也为之振奋。
那晚，巴黎残奥会赛况通过微信等传到远在云南红河的李孝强的耳朵里。彼时的他刚从自己经营的按摩店里出来，拐一个弯，过一条马路，走200多步，再右转，直走10来分钟到家。
我国有超过1700万的视力障碍人士。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不少盲人的归宿仍是盲人按摩店。视力的残缺让不少盲人有很强的自我保护心理，不轻易相信别人，因而选择“躲”起来。李孝强看见身边太多的盲人困在小城市的按摩店，一过就是一辈子，他也看到，曾经和现在的队员们因为经历，回到按摩店的他们也与其他盲人不太一样了。
“如果我不踢足球，我可能跟大部分盲人想法一样，做一辈子的按摩。足球对我而言，是改变人生的契机，”刘猛笑着说，“如果我不踢足球，或许我每天都在为小事计较，纠结别人抢走了我的客人。可现在，我觉得只要客人能享受到按摩就够了，在哪里按又有啥关系呢？”
魏建森的现状更具有典型性。他有两个遗憾，一是2016年巴西里约残奥会上中国队没拿到冠军，二是在2021年因为眼球受伤缺席日本东京残奥会。
他的右眼因为病变，出现“葡萄肿”，症状是眼球异常隆凸、胀到极致。在如此高眼压状态下，就跟葡萄成熟一样，轻轻碰一下就会破。2021年，在去往东京的前一天，他的右眼在碰撞中受伤，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休养期间，他蓄了斜刘海，挡住右眼，还像许多盲人一样，开了一家按摩店。
有客人来时，响起“欢迎光临”的门铃声，魏建森慢慢地从房间里走出来，邀请他们先喝上一杯茶。客人走到茶台边坐下，魏建森也坐到茶台的主人位。他从茶台右手边的柜子里摸出一罐茶叶，抓了一小撮茶叶放进杯里，又将茶叶罐放回原处。等水开后，他左手从茶盘里端起茶道杯，伸出食指搭住杯沿，右手提起长嘴水壶，用壶嘴寻找左手食指，贴住杯沿注水。掂量出大概半杯水的重量后，他摇晃了一下杯子，再分茶。很多客人都因为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质疑过魏建森，究竟是不是盲人。
他可以过得和健全人一样。“自从一个盲人懂事的时候，他就清楚自己未来要去做按摩，但放开了能自己奔跑的那种向往是每个盲人都有的。”魏建森的店内杂物间里放着的保持力量水平的哑铃，这也是他与“盲”的对抗。打完接下来的全国比赛，他可能会选择退役。“我会先把这家店做好。如果生意好起来客流量饱和了，那就考虑在另外的地方再开一个分店，继续向前发展。”
魏建森（右）和他的工友们在盲人按摩店合影。右上的柜子里放着他赢来的奖杯。梅旭普摄
李孝强常常给身边健全人朋友分享一种相处方式，只要自己不求助，便无需把自己当做残疾人，随意而不战战兢兢地相处反而是一种尊重。要是关系再好一点，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也能的。他记得一次用刻有盲文的扑克牌“斗地主”，对手“报双”，还剩两张手牌，李孝强扔了一个对子。“你瞎啊？看不见那一对2还没下来？”“可不就是瞎的吗？”牌桌上的众人哈哈一笑。
“我们盲人不像你们想象中脆弱。”李孝强认为这个心态可能是足球带来的，“足球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冲出去，第二是愿不愿意相信别人。”
事实上，李海福并不太喜欢在按摩店工作的那段经历。他被顾客挑刺与刁难却只能选择理解和忍耐，“服务行业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的”。
李海福尝试过编程，也尝试过音频后期制作。程序员和剪辑师是不同于按摩师，但也适合盲人的职业。但是他发现，学这类操作太难了。
选项只剩一个。如果有一天不踢球了，李海福准备再去学学按摩的手法，像队友们一样开一个按摩店。
足球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延晚了他进入按摩行业的时间。“有机会踢球，我也不愿意那么一手一手地揉。”李海福说，“就是要争取自己的命运！”
最近，他用攒下的奖金、补贴，给家里买了一辆SUV。提车那天，他把车身摸了一遍，又钻进车里把车内饰都摸了一遍。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了自己开着这辆车在路上疾驰，“盲人也能做梦的”。
在他们看来，谋生与融入，可以不再是他们的母题。即使终究是回到了在按摩店工作这根轨道，生命也因为足球而发生了变化。
